文化视点 VIEW 文+图/梁庆 设计/应佩佩
60年文艺、生活变迁盘店
今年是祖国的60华诞，60年，人生的一个甲子，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就像人生的成长一样，新中国的60年也经历过太多的艰辛和阵痛、喜悦和进步。有年岁的人们一定可以在周围的变迁中体会到60年来我们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在物质的变迁中，也折射出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思维方式、创造方式等诸多层面从封闭守旧一步步走向解放和自由。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用简洁的文字梳理出每一个时代的文艺风潮以及创意变迁，归纳和整理出代表每一个年代物质、思潮和生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来让大家在迅速的回顾中更多地了解那些似远非远的年代。60年变迁，岂可是我们了了数页纸就可以容纳得了的？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小点滴积攒成大“视点”，即使算不上浩然的史书，也可以算做一篇鲜活的关于祖国创意变迁的记叙吧！
94岁的段奶奶是中国美术学院1948届的学生，毕业之后移居台北和美国多年并在晚年久居南京。谈起对祖国的感想，她感慨万千，直言变化太大，已不是了了数言可以形容得完。不过老奶奶在讲起建国初自己在杭州国立艺专的生活时，还是对自己当初引领的创意小风潮记忆犹新。她说那个时候女人们都还是流行穿旗袍，“六十年前中国无论小女孩还是妇女，衣着都是以旗袍为主···那时的女孩都穿蓝布大褂，是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布料缝制成的传统服装”。但是段奶奶却已经开始尝试着自己制作“前卫”的衣服了---老奶奶回忆说自己当初就喜欢看外国的电影，然后回家之后会凭借着自己的记忆裁剪制作电影里女主角的衣服···想来，奶奶或许就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的“DIY”（Do It Yourself）了吧！
不知现在社会上那些自己设计制作衣服、发明各种各样新潮创意的DIY们，可曾想到在那个遥远的黑白年代，已经有了像段奶奶那样新潮前卫的“创意人”了呢？只不过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刚建立，我们的创意还很简单很朴素，听听老奶奶的这段讲述你就应该有所体会了吧！
“现代的化妆品琳琅满目，女人从头到脚可以增色的花样无奇不有都可买得到，但是在我年轻时，即60年前，画眉毛得用火柴棒烧一下，吹灭后再用黑色的炭来画眉。那时女人想烫头发得去理发店，他们用一种圈型物，下面吊了许多电线，电线下端连着夹子，夹子再夹在发卷上插电而使头发卷曲。皮鞋已经有高跟鞋，多半是圆头或带点尖头，颜色不像现在五颜六色，冬天是黑色，夏天是白色，再多也就是咖啡色。抗战后期我读国立艺专（即现在的中国美院）时很少有同学涂口红，那时班上有一位女同学是唯一每天涂着红红的唇膏去学校上课的，也正因此她得到一个绰号就叫做‘口红’。··· 改革开放后，中国服装逐渐西化，目前年轻人的服饰几乎与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差异，店里卖的中国式服装也多是改良后的样式，要想找到我们年轻时的时尚，就只有从老照片里或老电影中才能回味一二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车轮，用来自不同年代的回忆，来填补段奶奶记忆里的空白，也和大家一起或想象，或重温，一起回到每一段历史的面前，来体会一下我们伟大祖国的六十年变迁吧。
1950’s
建国初期我们举国上下都把精力放在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政权、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上了，文艺创作具有明显的、单一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为政治服务”。作家、艺术家普遍以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作为崇高责任。要说“创意”，或许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要数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空头口号了吧，像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尤其是1958年，简直就可以算做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官方称它是“跃进年”，老百姓叫它是“吹牛年”，最后“牛皮”吹破了，全国人民都成了穷神饿鬼，与死神打了一场“攻坚战”。
1960’s
1960年代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当时许多欧美国家的青年人都开始奉行一套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人们甚至会称那个时期为“时髦放纵的六十年代”。 60年代是世界商品经济风潮最强劲的10年，也是反叛的一代进行革命的10年。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赢家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引领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也愈演愈烈。其中的1968年更是最多事的一年，如果从太空中遥望那一年的地球，你甚至会发现半壁的地球都被红色的革命热情所席卷。无论是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青年，高举着旗子，挥洒着汗水与热血，表达着愤怒和反叛，在中西的大地上游走。同样，那也是混乱的十年：５月风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玻利维亚空军上校向世界展示切·格瓦拉的尸体，苏联坦克开到布拉格，阿波罗上了月球···文化大革命烧遍全中国，布拉格之春，性解放，塑料制品，肯尼迪被刺······众多的狂喜与愤怒拼贴出了激情燃烧的60年代，反叛成了那个年代的主旋律。虽然艺术界也掀起了反叛风暴，年轻的艺术家们不满保守孤傲的艺术风格尝试和发展新的艺术实验，但那要除去我们正被文革燃烧的中国。
在这样一个革命年代，一切创意都要响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社会将人束缚在革命思维的框架中，人都被政治制度化，无数的红卫兵围聚在天安门城楼前，挥舞着手中的红皮书，一边唱着“从来没有救世主”，一边高呼着“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同时向城楼上的伟岸身躯高呼着“万岁”。而在校园中，从开始的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字画，到对教授批斗抄家，直至红卫兵组织之间的文争变成武斗，械斗事件此起彼伏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学生运动是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进行政治性的斗争，它不但给那代青年人，而且给整个民族留下巨大的创伤。
1970’s
文革时期还能有什么创意呢？那岂不是一不小心就要挨批斗？看起来这一年代的所有文艺形式似乎都受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步履维艰，不过有时候，没有创意其实就是最大的创意：看看来自那个年代的一组组经典照片，毛主席就是唯一的红太阳，所有的创意都要歌颂主席歌颂党，简直就像一场限定主题和范围的大比赛···那时候人们都是围成小组，讨论当前形势，红卫兵、喊口号、背语录，简直无处不在，甚至连结婚赶集都不能免。有年人回忆起当初的情景---那时候农村进城去赶集都要被红卫兵拦在路口，只有背诵毛主席语录才可以通行，若是背不出来，就要马上原地学习，直到学会为止。想想幸亏我们没有出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哎，可是那代人不是也挺过来了吗？只不过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些经典的，携带着苦涩、荒谬记忆的照片，以及无尽的遗憾而已。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和阶级意识统治着一切，就连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那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也遭到了未曾预料的批判。当时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可见当时要想创作是相当不易。
在穿着上，旗袍、西装被视为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意识而被横加批判，服饰的个性之美、时尚之美通通被扼杀了。不过70年代中期，一种叫“的确良”的面料开始走俏。这种刚刚进入市场不久的化纤布料，对穿惯了单一灰暗颜色服装的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视觉冲击。20年前的男孩子，标准的形象是脚踏一双白球鞋，穿条蓝布裤，胳膊肘上套件“的确良”。他们理个寸头往街边上一站，就是彻头彻尾的“酷哥”一个，保准让现在赶时髦的年轻人无法盗版。那个年代的小孩打雪仗，也会把雪团恶作剧地塞进同伴的脖领里，再大喊一声“的确凉”，可见当时“的确良”风靡中国的程度。
1976年，文革结束，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阴霾终于开始在海风的吹拂下松动起来。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阶段，一批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开始用自己的勇气挑战着传统惯常的模式，在当时特定的艺术环境下，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一种前卫艺术的品质。1979年9月26日，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的大型壁画第一次展示在国内外观众面前，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了四个裸体的傣族姑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免不了裸体形象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同年，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星星美展”也在首都艺术界掀起波澜，而正是这群艺术家和这批作品掀起了中国前卫艺术的第一次浪潮。作为一个事件，“星星”标志着中国的现代艺术开始介入公共空间，而艺术家对自我表现的追求，对艺术干预政治的呼吁都体现了前卫艺术鲜明的文化、政治和艺术立场。对于代表官方的美协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既是政治的，也是美学的。
“1979年9月27日至29日，“星星”的成员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小公园内举行了第一次露天画展。后来，北京东城区公安局张贴了布告，以“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由，将该展撤销了。“在画展被警方禁止后，画家们在西单‘民主墙’贴上了告示，并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罕有的、由青年作家和艺术家为主体的国家节示威游行（10月1日），从‘民主墙’游行到北京市委进行抗争”。 当时的队伍打着“维护宪法游行”和“要艺术自由”的大红条幅，艺术家的行动取得了沿途群众的支持，随行的队伍后来有近千人。 最后，官方美术界表示予以理解，同意“星星画会”做自己的展览。11月23日，“星星”的第一次正式展览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共展出近150件作品，其中包括油画、水墨画和木雕。由艺术事件升级为政治事件，“星星”的历史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前卫艺术早期的生存困境，以及艺术家寻求现代语言变革的艰辛，同时它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艺术外部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
——何桂彦《政治前卫与美学前卫--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非具像性绘画》
1980年代
记得前两年社会上曾经掀起过一股怀念1980年代的热潮，电视里、报纸上、书本中···到处都是有关80年代的内容。确实，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黑暗与阵痛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经济的大发展以及文艺的大进步，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涌入国门，五花八门的文化艺术现象也井喷般爆发。对于很多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和情结，因为它太丰富、太新鲜，以至于我们现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创意经典和文化渊源，都要回溯到那个并不久远的年代。80年代，始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却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接下来，我们来小小盘点一下这个绚烂十年里的生活、文艺风潮，仅供给大家一点线索，共同缅怀80年代：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外面的世界使中国人眼花缭乱，别人的生活方式使国人开始以审视和怀疑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穿戴——随着对文革极左思潮清算的深入与扩大，中国人开始追求服饰上的自由。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从美国引进的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造型夸张的蛤蟆镜红极一时。那时候人们戴蛤蟆镜一般不会将上面的商标揭下来，以使商标上的那两行外国字母多少满足一下他们小小的虚荣心。
文革后的青年从国外电影、电视中学来的喇叭裤亦是当时的流行，尤其是日剧《血疑》中穿着喇叭裤追求幸子的三浦友和，更成为这个时期年轻人的偶像。国际上流行的超大风貌例如蝙蝠衫+瘦腿酷、垫肩毛衣+超短裙等也进入了中国。有趣的是，当时的服装流行呈一窝蜂态势，流行迷你裙时，不分年龄、职业，许多女性均亮出了她们的“美腿”。以至于外国人来到中国还以为误入红灯区（在国外，黑皮迷你裙是操皮肉生意之女的标识）！此外，1983年胡耀邦带头穿西装后不久全国也掀起了西装热，世界范围崇尚健美的影响也使得84年后我国掀起了一股“运动服热”。
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想象当年舞厅最火的时候是什么场面，连早场都是人挤人，比坐公共汽车还挤。喇叭裤、流行歌曲、长头发……所有当时的流行元素，都可以在舞厅里看到。1985年，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热映，蝙蝠衫、猩红的嘴唇、夸张的塑料耳环也成为青年最流行的打扮，“蹦迪”也正是从那时起步。80年代后期，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流入内地。一到夜间，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摆上街头，露天卡拉OK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市民娱乐方式，一元钱一首歌。在一段时间里，露天卡拉OK还成为陌生男女恋爱交流的方式。
从1984年开始，上海出现了“私人电话热”，私人电话渐渐进入中国普通人的家庭。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推出了一款像砖头一样大小的手机，民间管它叫“大哥大”。“大哥大”一下子成了绝对的身份象征，那时候拥有者一到公共场所，坐下来必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先把这大家伙放在桌上，胜过千言万语，绝对的显摆！“大哥大”出现不久，传呼机（也有人叫它BP机）作为它的兄弟，也进入人们的生活。“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 绝对是当时最经典的摆酷造型，“有事您呼我！”也是最时尚的告别语。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被写入新的《婚姻法》。一向稳定的婚姻局面被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独生子女成时代的“特产”，今天被人们认为问题多多的“80后”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计划生育也被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今天看来令人哑然失笑：“以计划生育为荣、以重男轻女为耻”、“以做爱带套为荣、以不管不顾为耻”、“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可家破，不可国亡”···
文化的复苏亦带动了艺术的发展。总体而言，80年代文化和艺术的任务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学习，以及建构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之上的现代文化。1980年代初，有两个法国绘画展在美术界引起轰动，对西方绘画的借鉴成为一种潮流，油画家在风格和实验精神上带有明显的法国特色，对“形式”颇为热衷。和1980年代流行的那些朦胧诗和现代派戏剧一样，艺术作品都期望能在思想深度上有所追求，无论表达是否煽情、可靠，那种浓重的社会使命感和先锋姿态，总能在表达焦虑和乌托邦想象中得到慰藉。官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和前卫文化的冲突与砥砺、对抗与妥协成为了整个80年代文化艺术运动的主要特征，而这也可以在1983年、1986年、1989年的三次大规模的官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可见一斑。
1990’s
19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和发展，在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巨大脉动中，在宏大的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总体目标下，历史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当代现实包括当代文化。许多新的精神因素悄然出现，逐渐侵蚀、改变着传统权威话语的内涵和面目。同时物质力量的迅速扩张挤压，侵占了精神在人们生活中原有的位置和空间，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在大量西方的经济技术与科技力量涌入国门的同时，各种异质的价值学说和思想观念也侵入原本单纯的传统文化肌体，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
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成熟使物质力量显示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威力，金钱的作用开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消费成了新的时代生活主题，不仅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挤满了各种十年前、五年前尚闻所未闻的便利机器，工作之余人们也不再愿意研读、聚谈，而是涌上街头，加入花样不断翻新的娱乐洪流；书店里曾经是一代人精神食粮的诗歌、小说、哲学、文化理论书籍少人问津，热销的是各种光怪陆离的娱乐、游戏光盘；通讯的迅速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联结方式，拓展了整个社会的视界，在网络罩住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悠然散淡的抒情时代也宣告彻底结束。
90年代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真正在精神和心灵上无所期待的时代。不过，宽松的社会环境也使得文学、艺术作为文化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命运得以拨正，进而能够逐渐疏离功利主义的焦虑而以从容健康的创作心态回归本体。文化环境的宽容，使得不同面目、不同性质的艺术方式都能获得存在、试验与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彻底改变了在权力话语专制下一元独尊的状况，使得90年代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艺术样式、语言、风格、技法最为多样的多元化时代。90年代的艺术家在强调媒介的多样和个性创造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有权力选择语言和价值标准，并且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整个社会。新生代艺术家关心个人经验与日常生活，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等原来被形式所遮蔽的内容越来越成为画家的主题，女性艺术家作为一股新的力量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更丰富多彩。
2000+
写到这里，似乎应经不再属于历史的范畴，因为2000年离我们并不遥远。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艺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创意产业也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茁壮成长。但是，我们的文化真的就如期待中的那样“繁荣”吗？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再竭力去盘点什么，而是更想以一个貌似疑问的期待来展望未来。
现在我们的经济、文化以及综合国力在急速上升，以至于西方的几个传统强国都对此多少感到一丝不安，唯恐自己的传统强势地位受到冲击。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进步和巨变而头脑发热，因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的“胜利”还顶多只在于经济的突飞猛进---而判断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归根结底其实是“软实力”。一些向来就以自己文化引以为荣的法国人就有对中国的进步不屑的声音，他们说“中国并不可怕，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文化输出”。对于这样偏激的评价，我们不能置若罔闻，相反这是恰到好处的一盆冷水，让我们得以及时地反省。
说到文化输出，我们不能忽视现如今欧美各种价值观和“亚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侵蚀和冲击。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影响着世界的其它地方，并且在我们国家实力迅速提高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也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后劲，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的优秀文化也丢失了好多，我们的创意很多还是架构在模仿的层面：我们的“超女”、“快女”其实是在拷贝人家的“美国偶像”，我们的“校内网（人人网）”是FACEBOOK的复制品，我们的“吉阿婆”是“肯德基叔叔”的“老伴”，我们的···当然并不排除有效的模仿也是创造的一种捷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制作原味的果汁呢？
在这里我们也不可回避地又要提到自己的东瀛近邻日本。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这个樱花岛国反倒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亚洲的窗口，从深刻影响印象派的浮世绘到现如今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和新创意，日本在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做着亚洲的代言，以至于不少欧洲的朋友都曾向我们表示，在他们眼里，日本很多时候比中国更加“有趣”，除去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更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文化在输往欧陆，他们的创意在影响世界。
现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正在大力推广和扶持创意产业，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创意产业的体制和规模还依旧停留在“半业余”的水平，远远没有形成正规、良性发展的创意产业链。其实我们并不缺人才，我们也不缺创造，我们缺少的只是---更多更多的创造。
同志们，不要有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犹豫，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创意，我们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创造。我们需要做一个可以有文化输出的文化大国，我们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或许在不远处的某一天，我们再次见面时的问候语不再是“你吃了吗？”，而是“今天，你创造了吗？”
参考书目：
黄强《衣仪百年--中国百年服饰风尚》、何桂彦《政治前卫与美学前卫--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非具像性绘画》、易丹《星星历史》、马相武《全球化下宏大叙事与当代中国文艺主流》、易英《1990年代中国实验绘画》
